2020年拿到法律職業資格證的我，開始參與審核農場合同，每次都是我先在合同上用修訂模式改，遇到疑惑、不確定的問題，就批注出來，然后發給我的律師舅舅請教。
舅舅看完給我打電話，一處處指導我如何修改，告訴我哪里改的好，哪里改的不對，哪里有問題沒有看出來。通過一份份地磨練，我建立了審核合同的基本框架，了解了一條條為什么是這樣約定的，背后可能隱藏的法律問題是什么。
連續審核了四年多，每年的合同都有一百多份，法律條款弄的比較熟了，有幾次在領導的提示下，我開始注意到，在法律之外，作為一名公司律師，更應該關注一下商務條款，比如付款周期有沒有問題，付出回報合不合理……
我開始脫離開合同，向合同申請部門去了解、甚至參與決策這件事兒，知道它的來龍去脈、跟進它實施的全過程，相比于一個個具體的法律問題，我更感興趣存在法律問題的這件事兒本身，我的目標也是“成事兒”，而不是做一個法律技術分析專家。
再審合同的時候，我有了可以推演這件事的信息，包括這件事的起因、想要達成的目標、具體執行人的行事風格、我漸漸意識到，也開始幫我的同事們意識到：法務審合同，審的不僅僅是合同文本，而是這件事本身。
有時候合同文本修改完，我會在合同外，繼續提出一些實操中的意見和建議，有關于項目管理的、有關于成本控制的，有關于內部業務流程改進的……這些方面，都是在以“成事兒”的這個價值觀指引下，慢慢體現出來的，我剛接觸合同審核時曾想過，這些細節作為一個法務不用太在意。
到2024年年底，我作為公司律師就滿3年了，法務工作還沒有做到很高質量，關于法務合規工作，我應該做些什么，我還能做些什么？
彼得·德魯克說，知識工作者的貢獻應該有三個層面：一做好本職工作；二踐行組織的價值觀；三為組織培養人才。
一語中的，當我知道一個合同中存在不違法、但和組織的經營戰略、財務預期不符的情況時，我要管嗎、我要說嗎？我曾經猶豫過，畢竟管的寬，并不招人待見。但想到自己能夠更好地為農場發展貢獻微薄之力，問題就不再困擾我了。
當我們在審合同的時候，我們在審什么？有法律問題、也有商務問題、有合同文本外的問題，甚至還有價值觀的問題。只是我們在審視這些問題嗎？有時候我會感覺，這些問題也像一面鏡子，我在通過他們，審視我自己，來看見自己是怎樣的人。
合同，就像是一個我們深入一件事的視角，但千萬別覺得這個視角本身，就是這件事的全部了。